Abstract:

農村改革的目的是活村富民。中國農村最重要、最龐大的資本存量，就是“三塊地”，即農地、宅基地和集體建設用地。在新的發展階段，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發揮農村在國內大循環的能動性作用，關鍵是以盤活農村“三塊地”為支點，撬動和動員社會投資并優化生產要素的市場化配置，推動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豐富鄉村經濟業態，由此挖掘和釋放農村土地的制度紅利，重構新型工農城鄉關系并著力拓展農民的增收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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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疑，農村宅基地制度是我國最具特色也是備受關注的制度安排。正因為如此，《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0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強調要積極探索宅基地所有權、資格權、使用權分置實現形式。保障進城落戶農民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鼓勵依法自愿有償轉讓。為此，本期特組織“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回顧與展望”專欄，對相關問題進行討論，希望有助于推進和深化對農村宅基地制度的理論研究與實踐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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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半城鎮化”和推進新型城鎮化需要實現農民工的城市融入，發達地區在推進“人口城鎮化”方面走在全國前列。 以江蘇省為例，通過2019年在江蘇省13個地市開展的調查，基于2 129份問卷探討了宅基地財產性收益對農民工城市融入的影響。研究發現：農民工留城定居意愿強烈，但戶口遷入意愿不高。宅基地財產性收益現值越高，越有助于農民工選擇留城和將戶口遷入城市；宅基地預期補償性收益越高，農民工留城意愿和戶口遷入意愿越低，表明宅基地財產性收益對農民工城市融入的影響不可忽視。此外，宅基地財產性收益對不同代際農民工的城市融入有差異化影響。研究結論意味著可變現的宅基地財產性收益會助推農民工融入城市，而預期宅基地被征用時能獲得補償會成為農民工融入城市的羈絆。提出為有效推進新型城鎮化，在宅基地“三權分置”的政策背景下，一方面應逐步放開宅基地使用權流轉限制和鼓勵農房交易，讓農民工帶著財產進城；另一方面需加快出臺宅基地有償退出政策，防止宅基地問題懸而不決遲滯中國城鎮化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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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農村宅基地兼具居住保障和財產功能。隨著中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轉型，宅基地的功能定位正在從“居住保障導向中謀求財產功能”轉化為“財產功能導向中維護居住保障”。為適應宅基地的功能定位變化，提出“集體所有，賦權盤活，住有所居”為主線的基本制度架構，認為改革重點在于：一是強化宅基地用益物權，明確宅基地使用權的抵押、轉讓權能，為賦權盤活宅基地提供具備法律保障的制度基礎；二是宅基地獲取方式從“無償取得”改為“有償取得”，持有期限從長期到限定70年，這既是解決目前超占宅基地的有效途徑，也為房地分離抵押、轉讓提供了可供選擇的路徑；三是多種形式解決農民的住房保障問題，逐步從基于身份權的宅基地保障轉向基于公民權的居住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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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2017年和2018年兩輪家庭農場問卷調查數據，考察了家庭農場新技術采用情況對其經營效率的影響。研究發現，采用新技術的家庭農場比未采用新技術的家庭農場經營效率相對更高；但家庭農場只是一般性采用新技術，對經營效率的提高并不明顯；只有采用與自身需求相匹配的新技術，才能夠顯著實現增收效果，在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后研究結論依然成立。新技術采用的增收效應在經營種類上主要體現在非糧食類經濟作物上；在新技術種類上主要體現在新品種和病蟲害防治新方法上；新技術采用對都市郊區、技能較高的農場主以及示范性家庭農場經營效率的促進作用更大。研究首次提出新技術需求實現度概念，并發現只有提高新技術需求實現度才能提高家庭農場采用新技術的經營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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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必須正確處理好發展適度規模經營和扶持小農戶之間的關系。通過概念思辨、理論分析和發展趨勢判斷等對相關經濟學概念進行辨識，澄清了一些傳統認識上的誤區。在此基礎上，試圖說明我國農業長期存在的小農戶問題并非是因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而產生的，而是先天資源稟賦不足和人地比例失調的結果。農戶家庭經營作為農業生產的基本單元必須得到堅持，但小農經營的先天不足需要一個良好的外部制度環境——現代化的社會化服務體系作為配套。建立健全面向小農戶的多元化、多層次、社會化服務體系，通過小農戶之間的橫向聯合來獲取外部規模經濟，可以實現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的有機銜接，夯實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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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對外開放是國家以開放化解挑戰、促進中國與全球糧食安全的重大舉措。在地緣政治競爭加劇、不確定性事件頻發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十四五”全球各國的農業利益分歧仍將延續、發展差距將持續拉大、合作不確定性將顯著加強，但依然存在廣闊的合作共贏空間。中國農業對外開放需要瞄準國內國際兩個維度以及糧食安全、產業競爭力與國際影響力三個層次目標，通過編制“十四五”農業對外合作規劃、分區域分產品制定經貿合作策略、提升農業產業鏈價值鏈掌控能力、健全農業對外合作支撐與管理平臺等手段，著力解決當前農業對外開放存在的渠道掌控力偏弱、風險與成本偏高、政策瓶頸明顯、信息不對稱突出等主要短板瓶頸，在不確定中尋找確定性、給不穩定的國際農業合作以更多的確定性，方可實現更高水平的農業對外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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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G-L指數、BI指數、MIIT指數和VIIT指數，測算了2000-2018年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農產品產業內貿易狀況，并實證分析了農產品產業內貿易的影響因素。結果表明，中國與沿線國家農產品產業內貿易水平整體上較低，但雙方半數類別農產品以產業內貿易為主；中國與沿線國家農產品貿易增量主要源自產業間貿易，產業內貿易的作用也在加強；垂直型產業內貿易是中國與沿線國家農產品產業內貿易增量的主要源泉，其作用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后明顯增強；中國與沿線各地區農產品產業內貿易存在明顯地區差異，與東南亞、南亞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后以產業內貿易為主，與西亞及埃及、中亞及蒙古、中東歐及西歐則一直以產業間貿易為主；相對經濟規模、貿易距離、產品差異度、市場對外開放度、外商投資、貿易不均衡、收入不平等、“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和自由貿易協定簽署均顯著影響中國與沿線國家農產品產業內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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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CLDS）2014和2016年的混合截面數據，運用超越對數SFA方法估計糧食生產技術效率，并構建中介效應模型，對農機服務、農村勞動力結構變化和技術效率三者的互動邏輯和因果關系進行實證分析。研究發現：（1）農機服務可以顯著提升糧食生產技術效率；農村勞動力流失和勞動力向工業部門轉移制約糧食生產效率提升，勞動力向服務業部門轉移對技術效率存在顯著正向效應，但未發現女性化對糧食生產效率的負向效應。（2）農機服務在勞動力結構變化影響技術效率過程中發揮中介效應。農村勞動力流失、女性化、向工業和服務業部門轉移促進農機服務使用，提升糧食生產技術效率。（3）勞動力向工業部門轉移在農機服務影響技術效率過程中發揮中介效應。農機服務的使用促進農村勞動力向工業部門轉移，造成技術效率損失；農機服務的使用導致農村勞動力流失、女性化程度提高、加速勞動力向服務業轉移，但三者對技術效率的中介效應并不顯著。因此，農機服務是提高農業生產效率的重要抓手，但是需要處理好農村勞動力結構變化可能為糧食生產帶來的負向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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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生產環節外包日益成為推進農業規?；洜I的重要途徑?；谏綎|臨沂小麥種植戶的實地調研數據，采用截尾回歸模型，對農戶主觀外包意愿和客觀外包程度產生巨大差異的原因進行了實證分析。結論表明，農戶采納農業生產環節外包的主客觀差異巨大的主要原因是信息不對稱、供給需求矛盾和農戶土地稟賦差異。當小農戶不能客觀認知或者市場不能滿足其服務需求，主客觀差異就會增大。因此政府應當促進農戶對社會化服務的正確認知，同時推動各類型服務主體發展，從而增加農業社會化服務產業的廣度，促進社會化服務市場供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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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新時代的到來，農民工返鄉行為受到其人力資本異化的深刻影響?；诮浀渫羞_羅模型，引入人力資本相關變量，構建拓展的托達羅遷移決策模型，通過調查問卷采集陜西省526戶農民工的樣本數據，針對農民工未外出、在外務工未返鄉和外出務工已返鄉三種就業流動狀態，運用Multinomial Logistic模型分析人力資本對勞動力行為決策的影響機制，并進一步利用分樣本回歸模型探討新生代、中生代和老一代農民工群體的返鄉決策差異。結果表明：人力資本因素對農民工返鄉行為存在顯著影響，表現為受教育程度低、勞動年限長、具有非農技能的農民工返鄉概率更大；分樣本回歸模型分析則表明老一代農民工的此類返鄉特征更加突出；另外，研究還發現女性明顯偏向于做出不外出和返鄉決策，年齡大的農民工更偏向于選擇返鄉。鑒于此，提出以下對策建議：加強農村地區教育資源投入，提高農民工受教育水平；加強農民工的職業技能培訓，提高其擇業就業能力；加強農村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優化農民工返鄉就業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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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家庭做飯燃料、照明、家電服務、娛樂/教育和通信五個維度來構造多維能源貧困指數并對多維能源貧困的決定因素進行了考查；能源貧困的福利效應分析中利用工具變量2SLS方法研究了電力可及性對農村家庭消費、收入的影響，基于分層Logit模型探討了電力可及性、家庭做飯燃料對農村個體健康、教育的影響。結果顯示：多維能源貧困指數隨時間的推移呈現下降態勢，家庭做飯燃料的貢獻率穩步下降，照明的貢獻率在各個年份中均不足1%，家電服務（以是否有冰箱衡量）的貢獻率穩步下降，近年來通信維度的貢獻率比其他維度的貢獻率大；家庭規模、戶主特征、居住地區等變量對多維能源貧困有顯著影響。電力可及性對農村消費及收入提升均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農村家庭中不清潔的烹飪能源使個體受教育程度顯著下降并增加了不健康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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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普惠金融的迅猛發展為推動農村金融體制改革，改善農戶信貸獲得提供了有利契機。使用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和2014—2018年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發現，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顯著提高了農戶的正規信貸可得性和正規信貸規模，通過Biprobit模型和CMP模型進行穩健性檢驗，并運用工具變量和LPM模型克服潛在的內生性后，結果仍然穩健。研究同時發現，數字普惠金融對農戶的非正規信貸獲得具有負向影響但并不顯著。機制分析發現，數字普惠金融主要通過降低交易成本、緩解信息不對稱和降低抵押品要求提高了農戶的正規信貸獲得。異質性分析表明，數字普惠金融對較高收入農戶和較低收入農戶的正規信貸獲得具有更大的促進作用，但是對中等收入農戶的影響并不顯著。由此提出，要大力支持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提升農戶互聯網使用技能，注重農戶個人信用積累和關注農村中等收入群體的利益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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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階層分化背景下，收入代際良性流動能縮小收入差距，促進社會公平。采用2018年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數據，探討子代教育和社會網絡對收入代際流動性的影響。結果顯示：子代教育和社會網絡均能促進收入代際向上流動，前者作用較后者更大，二者交互變量的影響顯著為正。進一步研究發現：提升子代受教育水平是城鄉居民、東西部地區及中低收入家庭實現收入代際向上流動的主要途徑，而社會網絡對農村、中部地區及中等收入家庭的促進作用更為顯著。面向教育和社會網絡，城鄉居民應結合地域及自身資源，充分借力教育促進子女實現收入代際向上流動；中部地區和高收入群體要提升子代教育質量，提高教育促進收入代際流動性的彰顯度；低收入家庭亟需邁向中等收入群體，繼而融合教育和社會網絡力量以達到收入代際躍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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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地理學的文化轉向更加重視地景與文化間的關系。通過粵西香火屋的田野資料，探討家屋空間與祖先觀念的相互建構關系。研究發現，傳統祖屋的空間布局象征著“亦善亦惡”的祖先形象。隨著家的空間重構，獨立香火屋強化了“嚴苛”的祖先形象；而祖先龕則更強調 “親近”“友善”的祖先形象。在這過程中，新家的空間布局是空間資源約束和祖先觀念影響的結果，而居民觀念中的祖先形象也被新的空間格局重塑?；浳飨慊鹞莸陌咐故玖松鐣彼僮冞w背景下人文景觀與文化觀念的互動關系，也表明了中國民間信仰在應對環境變遷時具有高度的彈性和適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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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治理是破解小型農田水利設施治理主體缺位難題，實現設施有人用、有人管良性循環的重要方式。利用黃河灌區寧夏、山西及山東723個農戶的微觀調研數據，考慮普遍道德和公共領導力因素，結合農戶農業收入水平及所處省份，選取多群組結構方程模型，研究小農水集體治理。結果表明，普遍道德和公共領導力能顯著促進小農水治理集體行動和治理績效，集體行動能顯著提升小農水集體治理績效，公共領導力與普遍道德能顯著相互促進。多群組分析表明，農戶農業收入水平及所處省份能顯著調節小農水治理集體行動和績效。因此，政府可以結合不同地區農戶農業收入情況，通過深化普遍道德培育、培訓村莊領導者和鼓勵村莊精英治村等方式促進小農水集體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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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保護的推動者、貢獻者和引領者，為世界提供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文章從世界范圍的遺產體系和農業遺產體系兩個維度闡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內涵與特征，認為中國在重要農業文化遺產保護領域的主要進展包括：發掘認定工作全面鋪開、保護管理機制不斷完善、多學科研究逐步拓展和深入、社會影響力顯著增強、多功能價值開始顯現、國際交流合作日益頻繁。進而分析了重要農業文化遺產保護面臨的困境和問題：內涵理解與保護理念的認識偏差、遺產保護政策支持力度不夠、保護和管理機制不健全、科學研究和管理人才缺乏以及國際影響力有待加強。提出了深入推動重要農業文化遺產保護應從增強動態保護與科學利用的認知、健全管理和利用的體制機制、加強政策支持力度、推動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工作、強化中國在該領域的引領作用等方面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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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全國25省農戶微觀調查數據，運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探討產權安全性、產權認知對農戶土地流轉高意愿低行為的作用機制。研究表明，土地流轉意愿向行為轉化需要一系列條件來支撐。當地權穩定性較高時，農戶的土地流轉意愿可以順利轉化成行為，反之則不能；確權使得農戶的土地產權更加明晰，進而可以促進轉入戶土地流轉意愿轉化為行為，阻礙轉出戶土地流轉意愿轉化為行為；與此同時，農戶自評的村級流轉管制也產生與確權相同的效果。據此，提出應當在維護地權穩定性的基礎上，規范土地經營權交易市場，發揮村集體優勢，為農戶進一步參與土地流轉市場創造有利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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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戶決策不僅受到家庭特征的影響，還受到落戶政策的約束。2019年生效的新農村土地承包法修改了城市落戶條件，勢必會對家庭落戶決策產生影響。采用484份農戶問卷，研究政策調整對農戶城市落戶的影響，并識別釋放的農戶群體特征。研究表明：承包法的修改顯著提高了農戶城市落戶意愿，有26.3%的農戶從不愿意轉變為愿意城市落戶；落戶意愿變遷與家庭土地稟賦無關，土地非經濟功能更被看重；子女教育需求正向影響意愿變遷，有子女受教育需求、教育強投資家庭的落戶意愿更容易被釋放；此外，城市生存能力強、對外包容性程度高的農戶家庭也易成為承包法修改后的城市落戶居民。提出地方政府應重點做好在城市教育與就業領域的擴容工作，提高城市包容度，促進新落戶家庭城市融入，實現穩定落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