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當前全球食物系統已經受到諸多威脅，新冠肺炎疫情使食物系統更加脆弱，同時敲響了重新思考未來農業食物系統的警鐘，世界進入多危機并存的復合型風險時代，增強食物系統的“韌性”至關重要。文章全面介紹了當前全球食物和營養安全面臨的現狀，分析了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食物和營養安全帶來的挑戰，并對未來全球農業食物系統的發展著力點進行了思考。截至2019年，全球有6.9億人遭受饑餓困擾，20億人無法正常獲取安全、營養、充足的食物，1.44億兒童發育不良；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破壞了全球食物供應鏈，使弱勢群體遭受重創，饑餓人數大幅度增加；未來食物系統應當是高效高產、低碳、健康營養、韌性、可持續并具有包容性的生產系統，其中“韌性”對于應對新冠肺炎等沖擊并從中恢復至關重要，文章從技術、政策、制度、貿易等方面闡述了增強未來農業食物系統韌性需要重點關注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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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困地區農戶信貸市場參與行為是影響信貸扶貧效果的重要因素?；诘胤叫灾R理論，從借貸觀念、財富認知和生活邏輯三個層次構建了貧困地區農戶信貸市場參與行為分析框架，并以內蒙古、山東兩省的經驗數據進行佐證。研究表明：借貸地方性知識作為影響農戶生產生活的金融文化背景因素，對貧困地區農戶的信貸市場參與行為具有潛在的規約和引導作用；農戶的信貸市場參與行為在同一地區呈現外部一致性，在不同地區間存在明顯差異。因此，在強調幫扶到村到戶的精準扶貧政策背景下，應重視貧困地區農戶信貸需求的群體性和區域性特征，因時、因地、因人制宜地進行信貸扶貧工具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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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農戶風險管理意愿與行為統一是降低農業風險對農戶農業生產負面影響的重要途徑。利用2018年東北三省和湖北省種植大戶的調查數據，從自然風險與市場風險兩方面，對農戶風險管理的意愿、行為及其悖離進行分析，并探究形成悖離的原因。研究發現：對于自然風險，大部分農戶使用了有效的風險管理工具，但風險管理意愿不高；農戶的市場風險管理行為極為少見，與之相悖的是，農戶具有較高的市場風險管理意愿。結果表明，風險管理實際行為控制、風險管理執行意愿和風險管理外部環境是影響農戶自然風險管理意愿與行為悖離的主要因素；此外，農戶對農業保險缺乏了解，以及目前農業保險存在的不足也是導致此悖離的重要原因；風險管理執行意愿和風險管理外部環境是影響農戶市場風險管理意愿與行為悖離的主要因素。此外，農戶獲取信息渠道不足，對市場風險管理工具缺乏了解，甚至存在明顯的誤解與不信任也是導致農戶市場風險管理意愿與行為悖離的重要原因。因此，為了有效實現農戶風險管理意愿與行為的統一，應健全農業保險的推廣機制，加強市場風險管理的宣傳，擴大“保險+期貨”的試點，發揮新型主體的帶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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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粵贛兩省501份問卷調查數據，采取DEA-Tobit兩階段模型和中介效應模型實證檢驗非農就業經歷、行為能力對新型職業農民經營效率的影響。結果表明：新型職業農民經營效率偏低，后期提升空間較大；非農就業經歷對新型職業農民經營效率具有顯著促進作用，其中務工經歷和經商經歷對新型職業農民經營效率有正向影響；非農就業經歷有助于提升行為能力，且行為能力在“非農就業經歷與經營效率”的關系中發揮中介作用；控制變量地形特征的影響通過顯著性檢驗。提出應激勵具有豐富非農就業經歷的勞動者到農村創業就業，并對具有不同就業經歷有意愿從事農業的勞動者采取差異化培育政策，促進鄉村振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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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通常會對服務失敗做出強烈的反應，明確消費者對不同類型農產品電商服務失敗的反應是農產品電商企業有效應對服務失敗問題、謀求長遠發展的重要前提。根據電商服務質量的定義將農產品電商服務失敗分成訂單履行、網站設計、隱私安全和客戶服務四類，運用交換的框架討論消費者對不同類型農產品電商服務失敗的反應機制，并使用組間實驗設計的方法驗證研究假設。結果表明：不同類型的農產品電商服務失敗對消費者重購意愿的負向作用不同；感知公平中介了農產品電商服務失敗對消費者重購意愿的負向作用；不同類型農產品電商服務失敗對感知公平特定維度的負向作用強度不同。據此，建議農產品電商企業要重視服務失敗問題，加強服務失敗的分類管理，在制定應對策略時要充分考慮消費者感知公平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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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全球化和環境不確定性使企業競爭由相對靜止模式轉變為動態模式，通過動態能力獲取、整合、重構資源進行創新行為，成為企業在動態競爭環境中獲得持續競爭優勢的關鍵?；诮髭M州和浙江麗水123家中小型農產品電商企業調查數據，采用中介效應模型實證分析了企業創新行為、動態能力與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研究表明：動態能力對企業績效有顯著的積極影響，企業創新行為在動態能力與企業績效關系間存在中介作用。具體而言，企業知識獲取能力通過作用于企業內部體制改革和市場開拓行為提高企業績效；企業整合利用能力通過作用于企業新技術采納行為提高企業績效；企業重構轉變能力通過作用于企業市場開拓行為提高企業績效。提出中小型農產品電商企業可以根據自身能力優勢，采取相匹配的創新行為，來提升自身的企業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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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農業補貼增收效應的有效測度是評估農業政策與實施精準扶貧的重要問題。從理論上分析農業補貼的增收效應以及農業補貼對農戶收入異質性影響的機制，并基于中國家庭金融調查（CHFS）2015年的數據運用工具變量分位數回歸進行了實證驗證。結果發現：農業補貼對不同收入層次農戶收入的影響存在差異，農業補貼會顯著促進低收入農戶收入的增加，而對高收入農戶收入影響不顯著；農業補貼對農戶收入的影響存在地區異質性，農業補貼會顯著促進東部和西部地區農戶收入提高，對中部地區影響不顯著；農業補貼能夠緩解不同收入層次農戶收入不平等；農業補貼緩解了中西部農戶收入不平等，但是加劇了東中部農戶收入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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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轉移人口老齡化是當前農村勞動力鄉城轉移的重要特征。本文構建了一個兩部門勞動力轉移模型，從勞動效率差別角度解釋了這一特征，從理論上得出了勞動力轉移的兩階段特征。并基于人口普查數據，測算了不同年齡段農村勞動力在1995-2000年、2000-2005年、2005-2010年、2010-2015年四個時期從農業部門到非農業部門轉移的數量，驗證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兩階段特征：在勞動力轉移初期，中青年勞動力流出農業，老年勞動力難以流出；在勞動力轉移后期，中青年勞動力開始回流農業，老年勞動力從農業流出。研究結論表明，不同年齡結構的農村勞動力在農業部門和非農業部門之間仍存在配置紅利，推進戶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改革，積極發展第三產業，有助于加快第二階段農業勞動力轉移，挖掘不同年齡勞動力再配置紅利，有助于實現鄉村振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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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鄉創業是發展鄉村經濟并實現鄉村振興的重要途徑。利用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后針對返鄉創業者的全國性調查數據，考察了以親屬為對象的特殊信任對返鄉創業全過程的影響。研究發現，特殊信任會使創業者基于發展型動機進行創業，但會抑制他們通過正規渠道獲取政策信息和勞動力，并且對企業的客觀績效沒有產生促進作用。提出相關部門在鼓勵返鄉創業者發揮特殊信任在創業初始階段的正向影響的基礎上，應積極推動優惠政策與創業者之間的對接，強化政策的落地能力，以此提升返鄉創業的經濟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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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書記制度是我國扶貧領域的一項制度探索和創新，其在基層治理實踐中呈現出復雜性和多樣化的特征。第一書記制度的進村，在村莊層面實現國家治理和基層自治的對接，形成了具有差異化的治理結構和實踐樣態。村莊調研發現，第一書記制度與村莊社會的互動存在三種關系模式：包辦替代型、合作輔助型和被動疏離型。這一實踐差異由村莊的資源基礎與治理能力、地方政府的村莊定位與資源匹配以及第一書記的個人資源網絡與職業追求三方面形塑而成。第一書記制度在實踐中產生了精準性和可持續性問題，優化第一書記制度績效應從組織體系再造和資源精準對接兩方面展開，以推動村莊內生脫貧潛能和自主發展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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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下鄉過程中的資源輸入和規則引導，重構了村莊內部的治理秩序。資源和規則下鄉之后改變了村莊權力的運作邏輯以及公共資源的分配規則，構建起了村莊內部的“權力-利益網絡”。村干部穩定的周期性選任、利益分配的圈子化和項目運作的封閉化是村莊內部“權力-利益網絡”的外在特征。信息分享構建起的關系網絡，利益讓渡推動的秩序運轉，責任形式化形成的自主秩序等催生了村莊內部的新秩序。項目下鄉推動村莊發展的制度設計，同時形塑了村莊內部社會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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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環境治理是多方主體不斷互動、反復磨合的復雜協商過程。浙中農村垃圾分類機制的建設在地方政府行政命令的影響下開始實施，符合國家環境治理的大政方針，卻不一定滿足農民的“口味”。在村干部等地方精英的支持與引導下，通過村莊內部的組織引導與管理方式創新，促進農民養成垃圾分類的行為習慣，并根據實踐經驗來調整地方政府的垃圾分類政策，最終形成一些符合農村社會、具有操作性的垃圾分類制度。浙中農村垃圾分類機制的建設，不僅是地方社會垃圾分類機制設立、調適與完善的過程，也是農民在垃圾分類制度、生產生活方式的影響下塑造分類行為的過程，還是地方政府、村干部、村民在權力關系與社會關系作用下相互妥協的一種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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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滬毗鄰地區圍繞鄉村支柱產業探索形成的“毗鄰治理”模式，為“橫向到邊”的區域合作治理提供了新的經驗參考。這一模式保持了區劃格局和行政體制機制基本不變，同時強化了毗鄰地區在區域合作治理機制上的深度銜接?！芭徶卫怼痹趨^域黨建、政府協同、產業支撐、社區治理的基礎上發展起來，鄉村支柱產業是聯結區域合作和建構公共性的關鍵要素，其要義在于“地方議題區域化”和“私人議題公共化”兩個核心過程。區域一體化背景下的區域全面聯動、共建共治共享背景下的行政與自治互動、差序競爭背景下的產業層互補合作、參與式治理背景下生計與治理的深度互嵌，支撐了“毗鄰治理”的有效運轉。盡管“毗鄰治理”有局限性，但仍在動力源頭、銜接機制、落地形式這三個方面為區域合作治理提供了實踐性的理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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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制度供給的視角，針對國有農場和農戶的實踐需求，構建國有農用地制度改進方案。在農墾土地國有的基礎上，將國有農用地使用權塑造為物權，穩步推進農地使用權的有償使用，以滿足國有農場管理體制改革的需求。在“兩田制”的基礎上，可將“基本田”中的土地經營權塑造為用益物權；依照“物債兩分”邏輯設置“規模田”上的土地經營權，長期存續的土地經營權設為物權，依《物權法》協調；短期的經營權則設為債權，依據契約自由的原則，遵照《合同法》進行協調，滿足經營主體的需求。在國有農用地的立法層面，應將兩類不同的法律規范進行整合，以區分國有農用地物權與債權的權利。此外，在國有農用地產權制度改進的同時，應設計相應的社會保障、管理經營等配套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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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湖北省東部9縣（市/區）的農戶調研數據，分別運用經濟學模型、邏輯回歸模型和傾向得分匹配模型解釋農村土地流轉的動因，分析農戶土地流轉決策的影響因素，并檢驗農村土地流轉對農戶家庭收入水平與收入結構的影響。研究表明：戶主文化程度、土地經營面積、農業勞動力人數、政策認知和產權認知對農戶轉入土地從事規模經營具有顯著正向影響，戶主年齡、經營類型、養老保險和政策認知是農戶轉出土地從事非農活動的主要誘因。土地轉入和轉出均有利于提高農戶家庭收入，與非流轉戶相比，轉入戶和轉出戶的家庭收入增長率分別為12.74%和7.57%。農地流轉的增收效應在轉入戶和轉出戶之間具有顯著的結構性差異，前者的經營性收入、工資性收入、轉移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對家庭增收的貢獻率分別為62.87%、26.24%、9.05%和1.84%，后者的貢獻率分別為-52.41%、86.99%、25.09%和40.33%。由此提出拓寬農民增收渠道的政策建議：提高土地產權制度激勵效應、培育農村多種新型經營主體，并針對不同經營類型的農戶采取多元化的農地流轉和勞動力扶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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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湖北省440戶農戶為研究對象，基于森的可行能力為理論基礎，利用Logistic模型和傾向評分匹配法（PSM），對農地確權后影響農戶參與土地流轉的福利因素進行分析及流轉農戶的福利變化進行測算，以理清農地確權后土地流轉對農戶福利的影響。結果表明：（1）農地確權后，影響農戶參與土地流轉的因素有家庭純收入、是否有醫療保險、對社會保障的認可、就業難易度、自評健康、農戶土地流轉知情權及對流轉價格的滿意度；（2）通過對流轉農戶福利變化的效應測算，土地流轉能顯著改善農戶福利，對轉出農戶福利變化的效應值為1.100，對轉入農戶福利變化的效應值為0.793;（3）農地確權后，家庭純收入、農戶社會保障認可和自評健康狀況能顯著提升農戶福利水平，而就業難易度阻礙了農戶福利改進，土地流轉價格滿意度能改善轉出農戶福利、但阻礙了轉入農戶福利改進?；诖颂岢隽藰嫿ㄓ行У牧鬓D價格機制、加大差異化技能培訓及完善流轉農戶社會保障體系等建議，以推進農地確權后土地流轉農戶福利的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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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糧食安全形勢仍十分嚴峻，作為全球治理尤其是全球糧農治理的重要手段，糧食安全評價體系近年來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各類國際組織、研究機構和多邊利益群體構成的協作機制均參與其中，對其進行深度剖析有助于中國更好地參與全球治理，維護國家糧食安全。通過對聯合國糧農組織等治理主體制定的具有廣泛國際影響力的評價體系進行研究發現，標準制定、數據搜集和處理以及排名和分類等要素構成了糧食安全評價體系的深層邏輯，并反映出現階段的全球治理仍然由西方主導。中國在長期政策實踐和學術研究中形成了多種糧食安全評價體系，但這些評價體系重點關注糧食的生產和供給，對糧食問題產生的結果關注較少，并且學術界制定的評價體系在國際上缺乏影響力?？傮w而言，糧食安全評價的效用尚未得到有效發揮，新的全球治理體系亟待確立，而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話語和經驗應在全球治理體系中受到更多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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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是合作社的發源地之一?；跒槠趦芍艿牡聡献魃鐚ｎ}考察，梳理了德國農民合作社的適應性特點、趨勢特征及其社會背景體系，發現德國農民合作社具有層級組織體系化完備化、產業類型多樣化專業化、服務內容全面化多元化、日常運行制度化體系化、服務地域穩定化與產業發展有機化等適應性特點以及企業化日益明顯、絕對數量趨于減少、規模實力趨于增強、經營團隊趨于專業、盈余分配趨于多樣等趨勢性特征，并且遍布全德的農民協會體系、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健全的社會化服務體系以及良好的社會誠信體系構成了驅動和保障農民合作社持續健康發展的“四輪”。針對我國農民合作社量質增長不同步、成員異質性增加、扶持政策不完善、服務型合作社少、屬性爭論不定等問題，提出促進我國農民合作社質量提升、為其創造寬松發展環境、打造“四輪”驅動發展機制、鼓勵農民深度聯合與合作等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