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提高綠色水資源效率不僅可以有效降低水資源消耗，還有助于促進綠色發展、推進我國經濟轉型升級。采用包含非期望產出全局參比的SE-SBM模型核算出我國31省份2000-2017年的綠色水資源效率，并結合Tapio脫鉤模型，研究水資源消耗、綠色水資源效率與經濟增長之間的“脫鉤”問題。研究發現：(1)2000-2017年我國綠色水資源效率整體均值為0.852，整體呈現為上升趨勢，年平均增長率為5.39%；(2)從區域層面來看，東部地區年平均增長率為6.18%，中部地區為5.37%，西部地區為4.53%，東北地區為4.79%；(3)從水資源消耗來看，我國水資源消耗與經濟增長脫鉤關系整體表現為弱脫鉤；(4)從綠色水資源效率來看，我國綠色水資源效率與經濟增長2000-2005年、2006-2010年主要為弱脫鉤關系，2011-2017年主要為弱脫鉤關系，同時擴張性負脫鉤關系表現突出。因此，我國應提高科學技術水平，構建嚴格的管理制度，堅持產業改革創新，以推進水資源消耗與經濟增長的強脫鉤及綠色水資源效率與經濟增長的擴張性負脫鉤的實現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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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感知價值理論，利用河南省產糧大縣的645戶農戶調研數據，采用結構方程模型，實證分析農戶綠色農業生產感知價值的形成機理，系統研究農戶感知價值對其綠色農業生產意愿與行為的影響。結果表明：（1）農戶綠色農業生產行動邏輯遵循“感知價值→行為意愿→行為表現”路徑范式，農戶感知價值對其綠色農業生產意愿與行為具有直接和間接的顯著影響，且感知價值對綠色農業生產意愿的影響程度最大。（2）農戶感知利益和感知風險對其綠色農業生產意愿與行為具有直接和間接的顯著影響，其中感知利益對農戶綠色農業生產意愿的影響程度最大，感知風險對農戶綠色農業生產行為的影響程度最大。這表明農戶在做出真正決策時，其綠色農業生產感知風險的影響力大于感知利益的影響力。（3）農戶綠色農業生產意愿與行為發生了悖離，政策變量對其具有顯著正向調節作用，且激勵型政策比約束型政策更能促進農戶主動實施綠色農業生產行為。因此，政府應在宣傳教育、技術創新、規?；a、政策激勵等方面加大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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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環保督察的政治背景下，基層政府的組織環境發生了重要變化，表現為基層政府環境治理的“共謀”結構被規制，環境治理上升為基層政府的中心政治任務。通過對山東省中鎮“污染搬遷”的案例研究發現，基層政府的環境治理嵌入到多重組織邏輯——完成任務邏輯、資源約束邏輯、避責邏輯和公益邏輯的復合作用之中，表現為“拼湊策略”和“目標嵌套”的行為樣態，基層政府的環境治理呈現為被動性、摸索性和權變性。作為高位權力的環保督察雖然調適了基層政府的組織環境，使環境治理成為基層政府的強治理事項，但基層政府“賦責不賦權”的局面尚未根本改觀?；鶎诱畱侠碚{整環境治理權責分配機制，建立程序公正和公眾賦權的環境治理體系，形成政府和社會共同參與環境治理的格局，以真正推進基層政府環境治理的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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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水環境治理是全面改善農村人居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探尋農村水環境治理的公眾參與模式既是對農村水環境長效治理的有益探索，也是對現有政府主導的“河長制”治理模式的重要補充，對實現宏觀層面農村公共事務的“善治”有重要驅動作用。依據參與式治理理論、多中心治理理論、協同治理理論、數字治理理論，按照公眾參與程度不同，將農村水環境治理的公眾參與分為決策型、管護型、改善型及監督型四種類型。通過對江蘇農村地區公眾參與水環境治理的實地調查，深入剖析和比較了四種參與類型所對應的典型參與模式：村莊磋商小組、民間河長、以河養河與互聯網+河長制。研究發現：四種模式各有優劣，參與主體及適用條件也不盡相同。公眾主體認知強、村兩委大力支持的村莊適宜村莊磋商小組模式；治水氛圍濃、雙河長合作能力強的村莊適宜民間河長模式；市場化程度高、公眾經營能力強的村莊適宜以河養河模式；數字化程度高、干群互動頻繁的村莊適宜互聯網+河長制模式。就農村水環境的善治而言，公眾參與邊界仍需平衡，只有實現政府主導與公眾參與的有效融合、政府權力與公眾權利的良性互動、正式與非正式途徑的適度平衡，才能使河長制推進中持續吸引公眾有效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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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國營養和健康調查（CHNS）和2019年實地調研數據，采用直接估計法，從膳食多樣性、總熱量、蛋白質與脂肪供熱比四個指標檢驗農村居民收入與農業生產類型和營養的關系。研究表明：總收入對膳食多樣性、熱量、蛋白質供熱比、脂肪供熱比均呈正相關；隨著農業收入占家庭總收入比重的增加，居民膳食多樣性指數和營養指標均下降；種植業生產收入占家庭農業收入比重與膳食多樣性指數、脂肪供熱比成反比，與蛋白質供熱比成正比；漁業生產收入比重與熱量成正比；果蔬業生產收入比重與熱量成反比，與蛋白質供熱比成正比。促進農村居民總收入增長，拓展非農收入空間，并輔以營養知識普及和消費政策引導是今后一個時期內改善農村居民營養狀況的著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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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構建農業技術采用影響農戶時間再配置理論框架的基礎上，利用2015-2017年河北、山東、遼寧等蔬菜主產區農戶調研數據，聯合運用內生轉換模型和多重中介效應模型，定量驗證了滴灌采用對農戶收入的影響，以及時間重配置產生的中介作用，包括雇工效應、溢價效應、轉移效應和產量效應。結果表明：蔬菜種植農戶采用滴灌后收入顯著提高，主要機制是產量效應和溢價效應，表現為年產量增加9 212.83千克、溢價銷售比例提高18.89%，分別對應的戶均年收入增幅為1 842.80元和1 354.75元，中介效應占總效應的61.97%。因此，在推廣農業技術促進農戶收入增加時，創造和改善農戶時間重配置的環境和能力，可有效保證收入增加的主動性和持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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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五省的調研數據，利用損害控制模型，對稻農的農藥過量施用水平進行測算，并采用傾向得分匹配法考察市場主體參與對稻農農藥施用水平的影響。結果表明：稻農存在嚴重的過量施藥行為。在控制其他影響因素的條件下，稻農如果選擇非專業外包防治，將顯著增加農藥過量施用的概率；與“質量型”收購商交易，有助于抑制稻農的農藥過量施用行為；當前合作社對小農戶吸納較少，并不會對稻農的過量施藥行為產生顯著的影響。因此，應繼續加強對市場的監管，并積極完善市場的服務功能，從而保障農產品的質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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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著“互聯網+農業”的蓬勃興起，互聯網發展在提升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首先分析互聯網發展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作用機理，并基于EBM Super-Global-Malmquist（EBM-SGM）指數對2002—2016年中國大陸31個省份的農業全要素生產率進行核算，然后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分析互聯網發展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影響。結果表明：（1）2002—2016年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年均增長2.20%，主要依賴農業技術進步的貢獻；（2）整體來看，互聯網發展顯著提升了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分地區來看，互聯網發展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促進作用在中部地區最為明顯，其次為西部和東部地區；（3）互聯網發展對農業技術進步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對農業技術效率具有顯著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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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山東、河南、陜西、四川四個農業大省942戶的調查數據，通過因子分析法從關系嵌入、結構嵌入兩個維度對農戶社會網絡嵌入程度進行測度，運用Probit模型，實證分析農業勞動力老齡化、社會網絡嵌入對農戶農技推廣服務獲取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農業勞動力老齡化對農戶農技推廣服務獲取呈顯著的負向影響，社會網絡嵌入能夠緩解農業勞動力老齡化對農戶農技推廣服務獲取的不利影響。從不同維度的社會網絡嵌入看，關系嵌入與結構嵌入均對農戶農技推廣服務獲取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但僅結構嵌入顯著緩解農業勞動力老齡化對農技推廣服務獲取的負面沖擊，關系嵌入作用并不顯著。進一步檢驗表明，社會網絡嵌入的緩解效應隨著老齡化程度的提高而增強?；诖?，提出緩解農業勞動力老齡化對農戶農技推廣服務獲取負面影響的可行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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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農機跨區作業不完全的現實背景，運用準自然實驗方法將農機服務市場細分成有跨區作業和無跨區作業兩種市場情境，利用湖北省1 440份稻農的農業機械收割服務樣本，探討了農機跨區作業對農機服務獲取的影響。研究表明：處于跨區作業服務市場農戶的農機收割服務價格平均要比無跨區作業服務市場低11.026～12.931元/畝；跨區作業對不同規模農戶農機服務獲取的影響具有異質性，較大規模農戶在農機服務的獲取價格和難度上更具優勢，且跨區作業對較小規模農戶的服務價格改善并不明顯；相較而言，近距離跨區更能顯著降低農戶的農機服務價格和獲取難度。因此，建議統籌農戶的農機生產服務需求，擴大跨區作業服務規模，構建跨區作業信息服務平臺以傳遞農機服務市場供需信息，優先鼓勵在適合半徑的區域內提供跨區作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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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消費者對可追溯豬肉的實際選擇行為，對于促進可追溯豬肉市場推廣、完善豬肉可追溯體系建設和推進生豬產業持續健康發展具有重要現實意義?；诂F實情境視角，借鑒人口遷徙推拉理論中的PPM模型，從推力、拉力和錨定三大作用力的角度構建理論框架，分析消費者對可追溯豬肉實際選擇行為影響因素的作用機理。利用北京市豬肉消費者的調查數據，采用雙尾截取Tobit模型，實證分析各因素對消費者可追溯豬肉實際選擇行為的影響，并通過計算邊際效應或彈性識別其影響程度。研究發現：消費者認知對可追溯豬肉實際選擇行為具有顯著拉力作用，尤其是對可追溯豬肉優勢屬性信任程度的拉力作用更大；可追溯食品消費經歷具有調節效應，可以進一步強化消費者認知的拉力作用；收入、城鄉身份、家庭人口結構對消費者可追溯豬肉實際選擇行為具有顯著錨定作用。據此提出應加大對可追溯豬肉優勢屬性的宣傳和溯源能力、質量安全保障水平的監管，加快推進完善豬肉可追溯體系建設等政策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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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時期，番薯、玉米、馬鈴薯等美洲糧食作物開始引入中國，其中番薯由于其獨特的高產、易種植等優勢在我國得到廣泛傳播，至清朝末年已成為主要糧食作物之一。番薯的引入對明清社會的發展尤其是人口的增長做出了重要貢獻。本文通過對17個省份地方志的整理以及對其他史料的搜集，獲取我國各省番薯引入時間、種植情況、土地適宜性以及人口等相關數據，運用雙重差分（DID）方法，在控制玉米引入時間、戰爭、災害、傳染病等重要協變量基礎上，定量研究番薯引入對明清時期人口增長的影響。結果表明，番薯的引入對人口的增長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且番薯對南方人口的增長作用遠遠大于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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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2016年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數據，結合Probit回歸模型實證分析子女支持對農村老年人生活滿意度的影響。研究發現，子女經濟支持和生活照護能夠顯著提高農村老年人的生活滿意度；將兩種子女支持行為同時納入模型時，雖然結果在統計上不顯著，但生活照護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經濟支持對農村老年人生活滿意度的提升作用；通過分組回歸和引入交互項的檢驗，發現男性和中低齡老年群體的生活滿意度對于子女提供的經濟支持反應更加敏感，子女生活照護對農村老年人生活滿意度的影響則不存在顯著性的性別和年齡異質性。因此為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和提升農村老年人生活滿意度，建議加強家庭支持體系的立法和制度建設、合理配置子女支持資源，促使老年人形成良好的生活習慣和社會交往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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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對蘇南Q村基層民主自治實踐情況的實證研究，通過訪談、觀察和對相關制度性文件的整理，發現Q村在村級治理行政化的背景下，自治與行政之間并未產生沖突，行政也未消解自治。其民主自治實踐具有運行實體化、參與平等化、決策協商化的特征。Q村的協商式民主自治實踐能夠有效促進民主參與，促進意見協商。通過研究表明，協商式民主自治的萌發源于行政治理的瓶頸與集體土地經濟的發展。協商式民主自治的制度化經過了行政發現和培育的過程。Q村的經驗不止具有個案意義，隨著行政治理手段瓶頸的加深和新《土地管理法》對集體土地經濟的激活，村民和國家將從內外兩方面對民主自治產生需求。村級治理需要回歸自治，發揮協商民主自治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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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從制度支持機制、機會結構約束機制和收益-風險約束機制三個維度分析了影響家庭農場主職業傳遞意愿的相關因素。研究發現，制度支持機制對農場主的職業代際傳遞有一定程度的影響，相對于選擇家族內其他成員而言，政府開展的人才培訓和政府補貼有助于農場主子女作為職業代際傳遞對象；機會結構約束機制對家庭農場主的職業代際傳遞有著顯著的正向影響，相對于選擇家族外成員而言，在子女參與農場勞動的情況下，農場主將優先選擇子女作為職業繼承人；從收益-風險約束機制來看，家庭農場的短期收益對農場主的職業傳遞意愿并不具有顯著的統計影響；農場主在認為農場經營存在較高風險的潛在收益時更愿意選擇子女接手未來的農場經營。由此提出：除了進一步加強對家庭農場的制度支持外，還應該提供相應的風險應對策略，鼓勵發展親代與子代共同經營的家庭農場；在鄉村振興戰略的指導下，應該為具備農業企業家才能的能人創造寬松的環境，并致力于加強農村經濟組織之間的交流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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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性社會工作直接介入服務對象的生計改善，可以助力鄉村振興和精準扶貧戰略的實施。在一個生計發展項目中，社會工作者幫助農戶銷售生態農產品，并兼顧社會目標。然而受社會再生產機制的影響，項目也面臨主流市場從價格和資金上的圍剿、消費者與合作伙伴難以理解項目的社會意義等結構性困境。工作人員難以平衡社會工作者與創業者的雙重角色，構成了項目的操作性困境。因此，社會工作者應當審慎地決策是否以及如何參與市場對接的行動，并結合自身資源找準角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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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武漢市1997-2017年土地利用和能源消耗數據，構建庫茲涅茨曲線模型驗證碳排放強度與建設用地擴張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1）武漢市1997-2017年碳排放總量隨建設用地面積的增長呈波動型增加，其中建設用地碳排放是其主要來源，占碳排放總量的99%以上；（2）武漢市碳排放強度與建設用地總量比例存在“倒U”型庫茲涅茨曲線關系；（3） 二級地類中，居民點及工礦用地比例和交通運輸用地比例與碳排放強度之間均存在“倒U”型庫茲涅茨曲線關系，而水利設施用地比例與碳排放強度之間無明顯的曲線關系。為此，建設用地擴張指標應向低碳產業用地傾斜，同時促使土地向具有碳匯功能的草地、林地等土地利用類型轉換。

Abstract:

土地復墾合作監管是將合作治理范式適用于監督、規制土地復墾活動的一種行為過程。以能力要素、對口協商和信息公開這三個關鍵問題為突破口，利用土地復墾監管行為規范樣本，解析客觀嚴密化的行為內部體系要義，進而檢視相應的行政行為法理論所涉行為素質、行為協同與行為互動命題。行為素質命題主要凸顯于作為行政相對人之土地復墾責任主體和權利人的實踐精神面向，旨在提升相關當事人參與土地復墾監管活動的能力要素。行為協同命題主要凸顯于行政主體維度中土地復墾監管對口協商機制的程序與實體面向，旨在彌合相關當事人之間的權力行使資源與法律地位分歧。行為互動命題主要凸顯于作為行政主體與行政相對人之兩類土地復墾監管當事人的溝通渠道面向，旨在確保相關當事人之間實現無障礙化信息公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