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建設網絡社會治理共同體已成為中國深化改革的關鍵任務。通觀全球網絡社會治理模式，有法治偏向與自律偏向之別，亞洲地區國家特有的管制方式，有一定的短期行為傾向。指涉所有網絡社會主體的多元治理，正日益成為基本共識。中國的網絡治理問題，其出發點是社會力量的覺醒及國家治理的現代化轉型；政府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應通過有邊界的網絡治理民主，推進現實民主，并逐步建立起高水平的協商政治體系。網絡社會治理共同體作為一種思想變革，其政治轉型的價值在于：通過網絡治理權的合作，推動全社會在重要議題上的政治協同，既尋求網絡管理政策的新共識，也努力達成現實治理觀念的新平衡?；谶@樣的理論框架，文章給出了建設網絡社會治理共同體的一系列操作性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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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農業經濟理論認為，農業具有規模報酬不變的特征，這不僅與主流經濟學的內生技術進步和“干中學”等理論概念不符，也無法解釋傳統小農社會的“精耕細作”和現代農業分工帶來的農業增長。文章通過拓展Arrow和楊小凱構建的“干中學”理論模型，分析了無外生技術進步情形下，傳統小農社會和農業分工階段的農戶是如何通過調整農業種植結構和要素配置結構，實現“干中學”過程中的農業規模報酬遞增的。結果表明：（1）當不存在農業勞動力剛性約束時，農戶在租入農地或提高農作物種植頻率以充分利用農業勞動力的過程中，“干中學”會改善勞動生產效率并提高農業規模報酬；（2）進入農業勞動力非農轉移加速階段，農業勞動力剛性約束會使得農業規模報酬從“干中學”誘致的遞增階段進入遞減階段；（3）為克服農業勞動力的剛性約束，農戶會自發參與農業分工，由此加速農業“干中學”和提高農業專業化程度，并誘致農業規模報酬遞增。研究表明，農業并不是一個低效率的被動的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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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營養強化農產品作為一種功能型農產品，可以有效減輕微量營養素缺乏的狀況。但作物營養強化可能會造成農產品外觀、顏色、味道等的改變，消費者對其購買意愿并不高。為了有效增強消費者購買意愿，就必須了解不同信息溝通類型對購買意愿的影響。以作物營養強化玉米為例，基于消費者調查數據，運用實驗研究方法，實證檢驗信息溝通類型對消費者購買意愿的影響。結果表明：信息溝通類型顯著增強消費者購買意愿，微量營養素缺乏程度高的消費者面對以問題為中心的信息溝通時，購買意愿會增強；微量營養素缺乏程度低的消費者暴露于以情緒為中心的信息溝通時，購買意愿會增強。流暢性在信息溝通類型與購買意愿之間起到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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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著要素稟賦變化和誘致性農業技術變遷，農戶對生產要素投入結構做出適應性調整，進而影響農業勞動生產率增長?；跀U展的Cobb-Douglas函數，構建要素配置比例對勞動生產率影響的彈性系數，并以玉米為例實證檢驗了要素配置比例變化對我國糧食勞動生產率的影響。研究表明：減少勞動投入，增加化肥、機械等投入，配置在單位勞動上的物質技術裝備得到明顯改善，要素配置比例調整有效促進了玉米勞動生產率的提升。在全國層面，化肥-勞動配比彈性系數顯著為正，對玉米勞動生產率的促進作用最為顯著；改善種子-勞動配比、機械-勞動配比也可以提升玉米勞動生產率。在產區層面，華北產區化肥、種子、機械、農藥四種要素與勞動的配比彈性系數都顯著為正；東北產區農藥-勞動配比彈性系數為負；西南產區機械-勞動配比影響不顯著。與勞動節約型要素相比，土地節約型要素與勞動配比的改善對玉米勞動生產率的影響更為顯著，這對全國和產區兩個層面都適用。據此建議：一方面應堅定不移地推進勞動力轉移就業，另一方面要提升農業要素質量和利用效率，優化要素配置結構，尤其要注重要素之間的匹配、技術裝備的集成和農業社會化服務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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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互聯網+”現代農業的普及，小農戶通過參與農產品電商活動提升與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效率的機制逐漸形成?；?014-2019年江蘇、河北和山東等3個省份176個行政村2 744戶林果種植小農戶跟蹤調查，采用基于熵值的層次分析法構建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三級效率指標體系，從發展能力、組織化程度、增收空間和社會化服務體系等4個方面設置13個微觀指標，建立雙重差分傾向得分匹配模型考察農產品電商行為對小農戶有機銜接現代農業發展效率的處理效應。實證結果表明，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的綜合效率及發展能力、組織化程度、增收空間和社會化服務體系等細分效率均逐年提升且增速放緩；農產品電商對小農戶有機銜接現代農業發展的綜合效率具有積極提升作用，對組織化程度和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影響較為顯著，對發展能力和增收空間的影響亟待更長周期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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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一步法”隨機前沿SFA模型，實證探究603戶家庭農場的技術效率及其影響因素，并就不同農業要素配置方式與農場技術效率的關系進行考察。結果表明:土地、勞動力、資本投入對農業生產均產生了顯著的影響，但農場綜合技術效率的大小較多地依賴資金規模效率；農場平均技術效率值為0.58，存在42%的技術效率損失；不同農業要素配置方式對農場技術效率變化有顯著的影響。相對于無土地轉入戶，土地轉入戶有著更高的經營技術效率；相對于無非農就業戶，非農就業戶有著更高的經營技術效率；農場主的年齡和文化程度對農場技術效率具有顯著負向影響，種植經濟作物、采納新型農業技術、制定生產技術標準、加入農民合作社、注冊商標品牌、建立穩定的銷售渠道對農場技術效率具有顯著提升作用。為進一步提高農業技術效率和要素配置效率，應加快農村土地流轉市場化進程，推動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而作為農場經營者則應積極轉變觀念與創新管理方式，不斷提高農場管理水平和經營技術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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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構建化肥消費需求模型的基礎上，使用三種隨機前沿分析模型對1998-2017年中國農業化肥投入效率進行了測算，并運用面板數據狀態轉換分析法對化肥投入效率的動態變遷趨勢進行了預測。研究發現：中國農業化肥投入效率平均約為0.65，存在較大的提升潛力，且效率均值呈現中部高于東部、東部高于西部的非均衡分布格局；在化肥投入效率損失的構成上，短期效率損失較低，持久效率損失較高，表明持久效率損失是中國農業化肥投入效率總體偏低的主要根源；從化肥投入效率的變化趨勢及效率狀態的轉換概率來看，中國農業化肥投入效率并沒有呈現改善的跡象，效率損失具有非常強的黏性特征。因此，提升中國農業化肥投入效率的制度設計應該從長遠著手，切實采取針對性措施降低持久性的化肥投入效率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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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中國政策性農業保險快速發展，這與國家財政大力支持密不可分。采用描述性統計數據，梳理自2007年試點以來中國政策性農業保險的發展趨勢；采用比較分析方法，選取美國、加拿大、日本等國的政策性農業保險進行對比，深入分析新形勢下中國政策性農業保險存在的問題及面臨的困局。研究表明：中國政策性農業保險的實踐發展既與政策預期存在較大差距，與發達國家相比也還存在一些問題，包括農業保險政策目標與農業發展形勢不相適應、財政保費補貼省域差異不明顯、農業保險險種相對單一、財政支持農產品品種數量偏少、農業保險保障水平偏低、農業保險組織管理相對落后。據此提出農業保險政策的優化路徑：進一步調整農業保險政策目標，“因省而異”制定中央財政差異化保費補貼政策，開展完全成本保險、產量保險及收入保險，拓寬財政支持農產品品種范圍，提高農業保險保障水平，構建全國性農業保險管理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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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獻計量學視角對國內外農產品品牌建設研究進行分析評估，獲取2010-2019年中國知網的核心期刊及CSSCI期刊2 508篇中文文獻相關數據、Web of Science中2 984篇外文文獻數據，依據文獻計量學理論，運用CiteSpace對研究數據進行可視化展示與分析。研究發現由于國內外政策環境、社會環境、市場環境等的不同，導致國內外學者在整體熱度、研究視域以及發展趨勢上存在差異。國內主要聚焦于農產品牌建設的組織管理、模式探索、實現路徑方面，國外則更多關注于農產品建設過程中具體的實施渠道及實現方法等方面。綜合國內外當前研究現狀及關注熱點，可知未來國內外農產品品牌建設發展趨勢主要集中在模式創新、產業鏈擴展、持續性與高質量發展等方面，為農產品品牌建設領域的深化研究提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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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稅”實際上是一種隱喻，用以表述窮人受貧困情境的影響而在決策過程中所產生的短視化行為、被蒙昧的渴望和被錯失的良機，以及缺乏物質條件、社會支持和個人能力而消耗的額外認知資源?！罢J知稅”引發持續貧困的作用機理在于其會導致窮人過度關注稀缺資源，產生注意力偏向；過多不當認知，造成貧困戶的思維偏差，使其錯失脫貧致富良機；教育重視不足，引發貧困代際傳遞。由此，豐富貧困戶的認知資源，是擺脫貧困的首要選擇,這就要求轉變思維認知，實現認知消耗最小化;重視教育，阻斷貧困代際傳遞;拋棄貧困思維模式，簡化服務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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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地扶貧搬遷社區作為我國精準扶貧的直接產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應時刻保持風險意識。城鎮集中安置型易地扶貧搬遷社區的易地搬遷貧困戶雖然借助國家力量實現了居住空間、戶籍和部分公共服務的跨越式城鎮化，但是由于短期內無法實現生計能力的快速提高及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文明素質等方面的“能力城鎮化”和“素質城鎮化”，而仍處于 “半城鎮化”狀態，由此面臨著失業風險、經濟風險、安全風險、信任風險、房產變賣風險、社會融合困境等多種社會穩定風險。為維護社會穩定，應提高城鎮集中安置型易地扶貧搬遷社區的社會穩定風險治理能力，加大易地扶貧搬遷后續扶持，完善易地扶貧搬遷社區的風險防控機制，加強易地扶貧搬遷社區的社會支持體系建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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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居民積極進行養老儲備是緩解養老壓力的重要途徑之一。運用中國養老金融50人論壇調查數據，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估計，檢驗了收入水平對城鄉居民養老儲備行為的影響。結果顯示：收入對養老儲備有正向的促進作用，總體上呈N型，其中，月收入在2.5萬～4萬元的促進作用最大；城鎮居民的養老儲備受收入的影響較大，門檻較低；東北地區養老儲備的收入門檻最高，東部地區最低；西部地區的養老儲備行為對收入敏感，中部地區不敏感；收入較低群體中，年齡較大居民的養老儲備更易受到收入的影響；收入較高群體中，年齡居中居民的養老儲備更易受到收入的影響；年齡較小和較大城鎮居民的養老儲備受收入的影響要大于農村居民，年齡居中的群體則相反。因此，需要加強農村地區養老金融教育、改變居民現有的養老觀念、提高居民養老儲備意識，從而降低養老經濟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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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人才振興是關鍵，破解鄉村人力資本瓶頸問題，農業高校能發揮獨特優勢。鄉村人力資源向城市轉移，隨之出現鄉村人力資本存量減少、素質整體偏低、結構不合理、引進與回流困難等“短板”。其深層次原因是鄉村產業發展帶動不夠，教育培訓開展不到位，優質人力資本外流嚴重，鄉村人力資本環境不佳等?；诖?，提出助力鄉村產業發展，帶動鄉村人力資本規模形成；加強教育培訓支持，促進鄉村人力資本素質提升；推動人才培養創新，彌補鄉村人力資本結構性緊缺；助力鄉村環境改善，促進鄉村人力資本合理流動等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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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2016年中國老年社會追蹤調查（CLASS）數據，采用潛在類別分析方法，從家庭整體視角對老年人家庭代際關系類型及其城鄉差異進行了分析。結果顯示，家庭整體視角下三種代際關系類型（緊密型、贍養有間型和疏離型）的共同特點是子女均為父母提供了高頻的經濟與情感支持，代際空間距離的擴大是形成贍養有間型和疏離型的重要因素。代際關系類型具有顯著的城鄉差異，城市占主導是緊密型，農村占主導是贍養有間型。代際關系類型影響因素的分析結果顯示，無論城鄉，高齡老人與子女更有可能成為緊密型，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更有可能與子女成為贍養有間型，失能以及喪偶的老年人不太可能與子女成為疏離型，兒子與女兒數目的增多顯著降低家庭成為緊密型的可能性；此外，結果還顯示老年人獨立住房的擁有增加了城市家庭成為緊密型的可能性，但是降低了農村家庭成為緊密型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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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繞農戶土地經營規模這一經典命題，在文獻研究基礎上,分別選取戶均總耕地面積10倍和農業競爭力作為農戶土地經營規模大小界定標準和現實邏輯視角，對新中國成立以來農戶土地經營規模變化的5個階段性的演變歷程進行了回顧，即從大小規模并存向小規模發展、從小規模向大規模發展、大規模經營、從大規模走向小規模及土地適度經營規模。歸納出農戶土地經營規模大小的經濟、制度及稟賦3個方面的現實邏輯。認為中國農戶土地經營規模大小不僅應適度，而且宜大則大，宜小則??；同時，在未來若干年內，農戶土地經營規模將大小并存；大土地經營規模農戶將成為中國農業生產的主導，小土地經營規模農戶仍將是中國農業生產的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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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中國新一輪的農地產權制度改革，在圍繞產權行為能力與產權實際執行程度關系進行理論分析的基礎上，采用CLDS 2016年全國6 940戶農戶的調查數據，運用工具變量、兩階段估計等方法分析農地確權的選舉效應，嘗試回答農地產權這一經濟權利能否帶來農村更加廣泛政治參與的問題。結果發現：農地確權顯著提升了農戶參與村莊選舉的積極性，但這一影響只在從事農業生產的家庭中成立；在從事農業生產的家庭內部，相較于非農勞動力，農地確權更能提升農業勞動力參與村莊選舉的積極性，相較于男性，農地確權對女性農業勞動力的選舉效應更為顯著?？赡艿臋C制在于農地確權證書的發放增加了農業生產主體，尤其是女性農業勞動力對農業生產收益的重視程度，進而提高了其參與村莊民主選舉的積極性，目的在于以參與集體行動決策來拓展自身產權行為能力，從而獲取預期農業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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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獻綜述、理論梳理基礎上，利用成都、武漢、蘇州三地的轉基因技術公眾態度調查數據，通過結構方程探索了基于信息依賴和理性規范的轉基因技術公眾態度形成路徑的新解釋。研究發現：權威型依賴、媒體型依賴、學習型依賴和互動型依賴能通過與主觀知識、科學理性、社會理性互動的機制，敏感作用于風險感知從而影響公眾態度。提出未來轉基因技術風險溝通的關鍵在于知識路徑合法性的確立，權威信息機制的強化，媒體科學話語的建構，科學理性素養的科普培育。

Abstract:

轉基因是世界范圍內的熱點話題，在中國這一爭論又變得更為復雜。本研究通過平行問卷調查的方式，對比了中美公眾對轉基因的態度差異。調查結果顯示：中國公眾自認為了解轉基因的僅為26%，低于美國的40%。只有17.8%的中國公眾認為轉基因食品是安全的，低于美國的39%。為了進一步分析中國公眾質疑轉基因的原因，研究梳理總結出14個轉基因負面傳言，涵蓋了食品安全、科技進步、環境保護、社會公平、政府透明、宗教信仰等多個方面。結果顯示：這些傳言在公眾中均具有一定的知曉度和認可度。其中，65.9%的公眾都認同傳言“很多大型國際活動（奧運會、世博會等）都禁止提供轉基因食品”，45.3%的公眾都認同傳言“美國孟山都公司毀滅中國大豆產業，轉基因是巨大的陰謀，是針對發展中國家的生物武器”。由此可見，轉基因爭論已經超出了科學范疇，不能單純依靠科學來回應公眾質疑，科學傳播的內容也需要進行“供給側改革”。